《通告》指出，目前，东莞公办集体办幼儿园收费标准为省一级幼儿园800元/人/月，市一级幼儿园700元/人/月，未评级幼儿园600元/人/月，两个调整方案一个各增加200元，一个各增加150元。
为什么？据了解，东莞公办集体办幼儿园在实际运营中全部得“倒贴钱”，其中以省一级幼儿园成本与收费差距最大，达到1166元。
而很多家长“打破头”想挤上更高等级的公办幼儿园，但学位的紧张让很多家长“求而不得”。一些地方甚至只能通过抽签来决定谁的孩子能进入公办园。
“对3到6岁幼儿园教育，我国已经将其定位为普惠教育，因此，已经开始加大投入，但距离实现普惠，解决‘入园难，入园贵’还有很大的差距。”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
许静(化名)就是这样一位妈妈，她的孩子在广东市一家公办幼儿园上学。“在公办幼儿园，学习任务少，作业较少，孩子比较轻松，不要求交乱七八糟的费用，学习的知识实用性强，有利于孩子身心发展。”
按照目前的收费，即使是东莞最高等级的省一级幼儿园的收费标准，也低于7成以上民办幼儿园的收费。
而且，即使是公办，也分不同等级，办学质量参差不齐。比如，东莞分为省一级幼儿园、市一级幼儿园和未评级幼儿园，从成本来看，省一级幼儿园大幅超过另外两类。省一级幼儿园为1966元/人/月，而市一级幼儿园就下降到1091元/人/月。然而，省一级收费标准只比市一级幼儿园高100元。
陈玉(化名)是广西北流市的一位家长，她女儿今年6岁，在上一家民办幼儿园。“之前我一直想让女儿上公办幼儿园，但是上不了，只好上民办幼儿园。”
“很多孩子肯定上不了公办幼儿园，因为名额是限定的。我们是通过教育局统一抽签来选择孩子的。”一位在江门公办幼儿园当老师的苏云(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很多地方都是通过抽签选择孩子上公办幼儿园，换句话说，就是“拼运气”。
除东莞之外，今年5月，广西南宁也公布拟调整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南宁提出将分两个阶段调整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2019年秋季学期至2021年春季学期，不同类型幼儿园调整200-250元不等；2021年秋季学期及以后还要再涨100-150元。
同在5月份，合肥市发改委召开合肥市学前保育教育收费标准调整方案听证会，拟上调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合肥市区财政全额供给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标准拟在现行基础上上浮40%；财政差额供给公办幼儿园和自收自支公办幼儿园拟在财政全额供给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标准调整基础上分别上浮15%至25%。
“我最近经常听到幼儿园涨价的消息。我认为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接受的涨幅在100-200元之间。”陈玉说。
许静则认为，能够接受公办幼儿园涨价幅度在15%。莫玲提出，如果教育质量对得上，学费上涨能接受。
“公办幼儿园涨价的原因，其实还是办园成本在上升。不过，即使提价，基于教育属性，也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来运营，一部分的成本需要由补贴来支撑。”一位教育专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熊丙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因此需要按照成本分摊机制来分摊幼儿园的保教费用，只是要看分摊的比例如何。如果幼儿园的成本上升，而不增加投入，那么幼儿园为了教学质量，就只能涨价。
东莞表示，考虑东莞目前省、市一级园基本上为市属、镇属幼儿园或富裕村举办的集体办园，举办单位都能给予经费补助，未评级园大部分为集体园没有财政运营补助的实际，省、市一级园按照扣除一定比例补助后的成本确定，未评级园按照补偿办学成本确定。
然而，经费补助只能惠及少部分儿童。以东莞为例，有公办(集体办)幼儿园204所，在园幼儿6.7万人，其中市、镇公办幼儿园58所，村(社区)集体办幼儿园146所。民办幼儿园921所，在园幼儿29万人。
根据去年底《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偏低的省份，逐步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
“根据国家的规划，普惠性幼儿园和高端的幼儿园会‘二八分’，高端的民办幼儿园占20%，这类主要针对有付费能力、希望孩子接受双语教学的家长，满足他们一定的差异化的需求。”上述教育专家指出，“普惠性幼儿园则主要是公办和民办普惠园两线发展，公办幼儿园会继续新建。”
比如，8月9日，海南省委、省印发《海南省推进学前教育深化规范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全省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2020年达到80%，全省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2020年原则上达到50%。
“目前，全国范围内公办园在园幼儿数占比约为44%，如果要提高到50%，就需要增加投入。这么多的幼儿，靠把他们塞入目前的公办幼儿园来提高比例是不可行的，必须要新建公办幼儿园，增加幼儿园老师。”熊丙奇说，“目前，一些地方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是偏弱的，大概只有财政性教育经费的3%-4%，如果希望提高公办幼儿园幼儿数占比，投入需要提高到7%-8%的比例。”
他指出，地方学前教育投入的积极性远低于非义务的高中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如果增加学前教育的投入，可能会影响对其他教育领域的投入，比如说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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