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养儿育女是父母的责任，特别是在孩子刚出生的头几年。但事实上，孩子既是家庭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这种双重属性意味着，父母和社会都天然地有教育儿童的义务。但是具体到义务教育之外的学前教育领域，尤其是在生育率走低的当下，如何减轻年轻父母的育儿负担，如何对学前教育的国家指导与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进行平衡，如何更好地培养社会未来的栋梁，都在进行不断的探索。近年来，韩国不断强化学前教育的国家责任，积极推进学前教育课程的实施，正是一种促进学前教育公共化，加强对幼儿保育援助的探索。

　　为强化学前教育的国家责任，早在十年前的2011年5月，韩国就引入了“满5岁共同课程”制度。同年7月，将“满5岁共同课程”修改为“5岁Nuri课程”。2012年，该课程适用范围扩大到3～4岁，2012年7月，公布“3～5岁各年龄段Nuri课程”。2013年3月开始至今，Nuri课程一直作为幼儿园教育课程，在托儿所的保育课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Nuri课程具有四个特征。首先，通过设置国家级通用课程，明确Nuri课程的法律性质，强化课程实施的责任，强调国家行政和财政支持的责任。其次，将课程的目标改为以幼儿和游戏为中心，强调“游戏”，充分安排孩子的游戏时间，强调以孩子为主导的游戏式教育。再次，教育内容较以往课程更加简化，强调儿童的实际体验。最后，强调教师的自主性。幼儿教育计划的形式、方法和数量、兴趣领域的组成和运作、评价都是自主的，多领域的整合方法在现有主题之外能够更加多样化。

　　Nuri课程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该课程的旨是保障韩国儿童在人生初期就能减少差距、公平起跑，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实际上，课程也确实提高了韩国3～5岁幼儿的教育和保育质量，并减轻了家长的学费负担。该课程使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使用率增加，课程运营者和家长们的满意度也得以提高。此外，该课程的设置也使教师的待遇得到了改善。

　　但是，随着该课程在托儿所和幼儿园内的施行，课程与现实碰撞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典型的如，Nuri课程各年龄段提出的教育内容过多，给课堂带来了负担。此外，教师们在具体操作时不是以更加提纲挈领的公示文件为基础重新编制课程内容，而是直接使用教师指导用书，这就导致了课堂的多样性和自律性消失，教和学都变得整齐划一起来。

　　为解决以上这些问题，韩国教育部于2018年推进了“Nuri课程修订政策研究”，并于2019年5月举行了专项听证会。经教育课程审议会和行政预告，2019年7月24日“2019年修订版Nuri课程”得以发布，这是根据韩国的国政方向和国政课题修改的第一个教育课程，因此被广泛认为具有重大意义。

　　以振兴特殊教育为目的，韩国1977年制定、1979年开始实行《特殊教育振兴法》。根据其具体，对经济负担重，但有特殊教育需求的义务教育残疾儿童，国家提供免费教育。但是，这里面并没有包括对学龄前早期儿童的教育援助。1994年，韩国针对《特殊教育振兴法》进行修订，首次了学前教育相关的法律条款，将学龄前早期特殊儿童的教育纳入了免费教育（条款第5条第1项）。1997年，韩国发布《幼儿特殊教育机构的设施·设备基准令》，明确了设立早期教育机构的基准。

　　根据《特殊教育振兴法》，针对3～5周岁的残疾幼儿和有残疾风险的幼儿，韩国教育部给予在特殊学校申办部、幼儿特殊学校、普通幼儿园的特殊班级就读的幼儿免费援助。2003年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资料显示，作为特殊教育对象接受韩国国家免费教育的儿童总数为1932人。2007年《特殊教育振兴法》被修改为《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教育法》（以下简称《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法》特别了残疾幼儿享有接受免费教育及义务教育的，建立了早期发现残疾幼儿的制度，为所有身体有残疾的婴幼儿在初期就能够得到帮助奠定了基础。同时，《特殊教育法》重新完善了相关制度，使残疾幼儿教育的重心发生了巨大转变。此前，韩国着重强调特殊教育的普及率，此后则转向了统合教育。所谓统合教育是指，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对于需要特殊教育的人想在小学、初中、高中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各种学校接受教育的情况，制定单独入学程序、教育课程等综合教育所需的施策。即残疾儿童在普通学校与非残疾儿童一起接受培训教育而不是在特殊学校隔离的教育。

　　在此背景下，韩国全体特殊教育对象中70%以上被安排到普通学校。普通学校内的特殊班级运营几乎完全委托给1名特殊教育教师。在课程方面，以普通教育课程为基础，同时运营特殊教育课程。这名特殊教育教师需要与多数普通班级的普通教师合作或邻近特殊班级之间联合运营班级，以达到统合教育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非正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重要性的日益凸显，韩国学前教育在时代和观念的变迁下，遇到了诸多困难和挑战。

　　私立幼儿园的垄断问题在韩国比较突出。韩国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学前教育阶段，韩国有相当一部分家长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更好的托育机构，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不惜花费高昂的费用把孩子送到私立幼儿园。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韩国私立幼儿园的社会资源过于集中的问题。尽管韩国对学前教育阶段的投入不断增长，Nuri课程的年度预算也已超过2万亿韩元，但是私立幼儿园长期以来都是教育机构审核的盲点。而资源的过度集中带来了垄断，在这一情况下又缺少相应的审核，于是滋生了不少事件。比如，韩国的私立幼儿园虽然由家长和公共资金运营，但是也发生过诸如给孩子们发放的零食和供餐不足等事件。

　　韩国在有关教育的六大国政课题中指出，国家要不断加强公平性与透明度，恢复韩国对教育的信赖。EduFine（Edu代表教育，Fine代表财政）是2010年开始实施的一种国家管理会计系统，已在韩国国立和公立幼儿园以及私立小学，初中和高中铺开。该系统要求教育机构输入预算和结算的所有详细信息，由教育部门实时备查，防止发生。

　　得益于该系统的运行，韩国幼儿园的所有收入支出管理实现公开透明化，幼儿的缴费情况实现了系统化管理，由于通过该系统，教育机构只能和正规注册的企业进行交易，这就预防不正当支出。而该系统的“清洁财政”功能则可预防幼儿园会计舞弊事件的发生。

　　2019年，陈相贵近况EduFine制度开始在韩国1319所幼儿园内实施。2020年开始，韩国所有私立幼儿园也纳入管理。私立幼儿园会计透明度的不断增强可以提高人们对于学前教育的信赖度。通过该系统，家长们支付给幼儿园的费用支出变得透明了。但是，部分韩国私立幼儿园的园长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EduFine制度过分地并且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权。

　　韩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低出生率问题。据韩国统计厅统计，2020年韩国国内合计生育率为0.84，是OECD国中最低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出生率低于1的国家。同一时期，新生儿数量约为27万2千名，而死亡人数约为30万5千名，首次出现了死亡数超过新生儿数的“人口负增长”现象，低出生率和人口危机正在加剧。低生育时代到来之际，负责婴幼儿教育和养育的幼儿教育机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学前教育质量的提高成为韩国克服低生育现象的最佳对策。

　　为早日实现韩国核心国政课题“扩大幼儿教育国家责任”中“国立、公立幼儿园比率40%”的计划，2018年12月韩国教育部公布了《国·公立幼儿园扩建和服务提升计划》，正式推进扩充国立、公立幼儿园的工作。为强化幼儿教育的公共性，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同时发布了增设国·公立幼儿园班级的详细实行计划及服务改善方案。他承诺，将现有1-2个班级的并设幼儿园以3-4个班级为中心进行规模化，同时通过园长、行政人力配置等，提高行政效率。《提升计划》不仅将推进国·公立幼儿园的数量扩充，还将推动反映家长要求的服务改善，如，为保障学期中双职工子女等的下午照顾需求，教育课程班中双职工家庭、低收入家庭、单亲家庭等的幼儿必须被照顾时，学校应当提供照顾工作（至17点），并根据各市道的条件，推进扩大课后课程。同时，对各市道运营的早间（7-9点）和晚间（17-22点）照料运营情况进行分析，与市、育厅一起制定早间照料的最佳运营模式。为防止假期出现照顾空白期，从2019年暑假开始保障幼儿的保育服务。为了解决部分地区放假期间家长的盒饭负担，学校从2019年暑假开始，最大限度地根据各幼儿园的条件和家长的意见，提供直营或委托供餐。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幼儿上学不便，扩大家长选择国·公立幼儿园的，逐步扩大国·公立幼儿园的校车班次。为了缓解并设幼儿园的运营负担，计划2019年扩充安排4个班级以上的幼儿园的行政职员数量，发放兼任的行政职位的兼职津贴。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世界各地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疫情前，韩国许多地方和行业已经采取了非面对面的交流和运营方式，但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非面对面方式渗透到了整个行业和文化当中，教育活动、玩具租赁服务等采取非面对面方式开展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学前教育也不例外。随着学前教育机构的关闭，教育、活动、游戏发生了变化，对于喜欢保持活动的幼儿来说，这样的变化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随着疫情的常态化，除大部分市区外，韩国一些地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已经了线下保育服务，但是在后疫情时代，学前教育应该如何调整，成为现阶段讨论的热点。

　　韩国教育和保健福利部应对疫情的主要策略是在短暂停课后，要求幼儿复学或远程上课，努力为幼儿提供不间断的学习。许多幼儿园（托儿所）老师通过视频与孩子们见面，童话故事，手工制作活动也被制作成视频发送给幼儿。韩国教育部开发了视频课程应用软件，教师可以用手机拍摄制作视频课程，软件简单易学，初学者也可以轻松地进行编辑。另外，老师们也可以在在线平台频道上学习视频制作的方法。频道免费提供远程课程材料，这些课程材料由形式各异的内容组成，每天更新，例如日常游戏计划、游戏资料以及家长和孩子可以轻松遵循的安全教育等。这些远程课程材料也可以在托儿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