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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与上海】“慈善是一种能让心情愉悦的快乐
  •   杨詠曼:现任华孚石油有限公司、合孚行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九、十、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兼任侨界联会副会长、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第二届会长/永远名誉会长、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堂前、堂邓杨詠曼幼稚园校监、堂田家炳小学校董、堂田家炳中学校董、青山寺慈善信托理事会、医疗基金信托委员会信托人、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理事、中华慈善总会高级顾问兼名誉理事、浙江省爱乡楷模、宁波市荣誉市民、舟山市荣誉市民、省承德市荣誉市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理事。

      30 岁时,我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贸易公司——合孚行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专门经营服装进出口生意的公司。当时,为什么我会选择做服装呢?这得从我读中学时说起。我小的时候在上海长大, 12 岁那年被父母接去。我的父亲是远洋轮上的船长,常年在外“漂流”。母亲也很早就带着两个孩子随我父亲去了。我与弟妹 3 人则住在上海的外公家。小的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新衣服穿,我就会羡慕,内心暗下决心:哪天自己要开公司,就一定要开服装公司,不仅要让自己有新衣服穿,更要把周围的人打扮得漂漂亮亮。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实现这个理想是多么地不容易。在,开办一家公司很容易,但真要经营得成功却很难很难。每次想起当初自己白手起家,在创办公司所经历的千辛万苦,我很是感慨。 1978 年创立公司初期,正是美国对中国实行歧视性关税政策之时,这给我们公司开展业务带来很大的困难。好在那时,我看到了美国市场对中国服装的需求,更看到了美国人想到上海做生意很困难。

      当时中美贸易刚起步,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以稔熟的业务知识、高超的商谈技巧、勤奋的工作态度,在中美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世界三大牛仔裤品牌之一的美国 Wrangler牛仔裤(威格)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红极一时,这个源于美国西部的品牌,正是我当年与美国人合作的众多名牌时装之一。由此,合孚行有限公司业务每年都是累创新高,以后逐渐保持在年均2000 万美元,最高的一年曾达到 5000 万美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在成立的合孚行,都是上海外贸服装的一个大客户。

      在我上海成立的服装有限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我认识了做慈善很有名的田家炳先生。 1919 年出生于广东梅州市大埔县的田家炳先生,是的塑料大王。这位企业家和慈善家,正如一些上所说,幼承庭训,敦品励学,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他致力于公益,捐助教育、医疗,以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慈善事业。自从 1995 年我加入大型慈善机构堂成为董事局后,常有机会接触这位“楷模,社会表率”。自从认识他后,我的世界观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在我得知,田老先生为了慈善,竟然卖掉花园洋房、搬进租来的小公寓;出门乘公共汽车,住也只是三星级酒店;请人吃饭从来不点鱼翅、鲍鱼;而拥有那么多钱的他,竟然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女分文,做慈善则捐献出了几十亿元。

      田家炳先生的做法深深震撼了我。那时,我就给自己下定了决心,要为社会多作出点贡献。一个人的一生,自己是花不了多少钱的;但如果用个人积累的财产去帮助别人,能使自己获得内心的快乐。

      此后,我不仅在做慈善,更在 1996—1998 年出任堂董事局副、1999—2000 年出任期间,积极推动各项福利、教育、医疗和康体服务,甚至,还将自己的慈善视野扩展到了内地。

      20 年来,从华东开始,我捐了十万米布匹到灾区,并积极与所属妇女团体朋助赈灾筹款,为灾民重建家园,之后就一直向内地捐建包括中小学和妇儿福利院等福利事业。

      从家乡浙江开始,之后在、贵州、甘肃及,陆陆续续出现了一间又一间“詠曼”学校。我不断在内地捐建学校,在承德捐建过五间,包括中小学、高中和职业学校。数年前,四川大地震,不少人都向汶川周围等地捐献,但同样是灾区的甘肃则相对少人关心,于是,我就联同中华总商会妇女委员会先后捐建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以让灾区学童得以重返校园。在教育方面,我特别希望祖国在德育方面有所进步。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希望在教育,而除获取知识和技能外,德育更加重要。假如一个人拥有太多的财富而没有素质和内涵,所带来的危害比没有财富的人要更大。就拿做公益来说,一个人不在于自己的钱多和少。也不在于财富多就大加宣传,而应该是无论钱少钱多,能拿去做公益,就是可贵的。习在提出中国梦之后,我在想,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中国梦”,而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国家能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发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过上小康生活。

      另外,我还觉得,年轻人要把握住自己的机会,多多努力。我时常自己的缺点。希望多看到别人的优点,多包容,多谦虚,永远不要把钱放在第一位。我常在各种场合呼吁,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做好榜样。

      这些年,我用自己的勤奋创下了自己事业的根基。只是,对于个人名利,我从没当作一回事情。虽然 2000 年 10 月 14 日,特区为表彰我为社会作出的贡献,特授予我特别行政区荣誉勋章, 2003 年特区还颁发委任我为“太平绅士”,2010 年更荣获铜紫荆勋章。对于这些荣誉,我只以平常心面对。

      这些年,每次只要想到大爱情怀的慈善家田家炳先生,我都会心里暗暗地让自己努力,争取多向他看齐,一心,为慈善公益事业多尽心尽力。我的先生很支持我做慈善。对于,他情愿我捐掉,也不希望我莫名其妙浪费掉。

      我的先生是医生,他在从中文大学退休后,就做起了义工。SARS 以后,福利性的老人院想请医生但苦于经费不足,我先生就每周五下午去做义工,每个下午做两家老人院。陪我到内地做慈善、照顾生意,他也毫无怨言。

      近些年,我用在慈善上所捐出的钱已占公司盈利的大部分,粗略估计多达 8000 多万元。2011 年的 10 月,我曾通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向上海市妇女联合会捐资 100 万元人民币成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詠曼助老专项基金”,及向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捐资 100 万元人民币,成立了“上海杨詠曼老年医学实验室”;2012 年及 2013 年,我捐赠给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海洋学院的共计 2100 万元人民币;2015 年捐赠 500 万元人民币给南京大学。再往前,累计捐赠的数目更是庞大。只是这些我从来不曾统计。我认为,捐过的钱财不应记于心。记住的应该是开心的感受。四年前的 2011 年,上海交通大学在闵行校区举行“杨詠曼楼”命名仪式时,我曾在致辞中表达了自己心系祖国、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回会的情怀;当时,我还一再感谢家人这些年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这些年,我深受曾宪梓和田家炳两位先生的影响,将奉献视为责任和光荣。未来,能为振兴教育事业和“关心下一代”出一份力、献一份爱,是我最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