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伍庸伯早年从军，1916年就成了中国第一个“空军司令”梁漱溟在晚年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写关于伍庸伯长篇文章，二是给伍庸伯撰书。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4年8月15日第A34版，作者：石剑峰，原题：《梁漱溟的朋友圈：给熊十力纠错 与 前空军司令聊儒学》

　　由世纪文景公司举办的“文景艺文季”，在上海书展上至今年已经办到第三届。每年“文景艺文季”都会邀请几十位文学、艺术方面的嘉宾座谈，去年请来了97岁的中国艺术史专家苏立文，今年借《梁漱溟日记》出版，主办方请来了梁漱溟次子梁培恕。在8月13日和14日，“文景艺文季”在长宁图书馆共举办了2场论坛、5场沙龙。

　　今年的“文景艺文季”在文学、艺术类之外增设了人文思想类沙龙， 在“的生活世界”沙龙上，梁漱溟之子梁培恕与顾红亮、止庵、吕新雨等作家学者一起讨论“最后的”梁漱溟。主题为“来不及珍重”的论坛是为作家止庵而举办，他刚出版了散文集《惜别》，在这场论坛上，止庵、史航、周嘉宁、李蕾从各自的生活出发分享日常的温暖。

　　“文景艺文季”另外的5场沙龙对话分别是：张汝伦、吴新文、丁耘、洪涛共谈“中国人如何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刘东、姚大力对谈中国当下如何“再造传统”；孙孟晋、曹克非、止庵从帕慕克、伯恩哈德、汉德克谈到“以文学社会”；吕澎、黄专共问“我们为什么看不懂当代艺术？”；聂永真、欧宁分享“不是神经质”，讲述如何平衡艺术与生活。

　　梁培恕谈

　　父亲梁漱溟的朋友圈

　　梁漱溟次子、86岁高龄的梁培恕本人其实跟儒学没有太大关系，只是父亲梁漱溟去世之后，“如何把他的思想财富保存下来，就变成我和家兄的任务。”在“的生活世界”沙龙上，梁培恕没有直接谈自己的父亲，他从父亲的两位朋友伍庸伯和熊十力的故事来看梁漱溟的思想，“加上我父亲本人，这三个人按自己的气质、个性来研究、儒学。”

　　伍庸伯和熊十力两位儒学大师，梁培恕都见过。“在我父亲心中伍先生是可以补朱熹、王阳明的不足，评价非常高。”但这个人物，一般人都不知道。伍庸伯早年从军，1916年就成了中国第一个“空军司令”。后来他从军界辞职，靠老同学和老同事接济过活。在没有工作的日子，伍庸伯在用6年时间为自己选定人生道，最后选定了。北伐的时候，他任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还两次代理广东省，抗日的时候在广东打游击。梁培恕说，伍庸伯选择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愿意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跟我父亲的不一样。我父亲要用儒学来人类。”

　　熊十力先生被认为是一位新，他名声更大，“熊十力早期是不错的，在我父亲看来他在后期有很大的毛病，但这个人才气很高，对于儒学也有真知灼见，但是不能毛病。” 梁培恕说，熊十力先生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感受，他也不想适应的变化。” 熊十力终生都穿中式的衣服，袜子、鞋子都是自己做的，腰带必然是一个布带子，说话非常不。梁培恕有一次去看熊十力，当时有一对夫妇已经在场，“结果他骂起吴晗，骂完吴晗几乎把他妈也骂起来了。他很容易兴奋，兴奋之后他就管不住自己，说话非常粗，也离题很远。这个人主观性太强。”

　　梁漱溟在晚年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写关于伍庸伯长篇文章，二是给伍庸伯撰书。“伍先生不著书，我父亲替他著。伍先生笑着对我父亲说，你听我的，不但不还要给我著书。我父亲转向儒学就是惦记他人，所以他的注意力放在他字上。” 梁漱溟也为熊十力做了文章，一个是《熊著选粹》，把熊十力书里面正确的东西摘录出来成为一篇文章，又把他的错误从早年一直到晚年，从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都给罗列出来。

　　华师大哲学系教授顾红亮在沙龙上补充了另一位对梁漱溟先生影响很大的朋友，“我们在他日记里可以发现他有一位外国朋友是人，中文名字叫做卫西琴。” 梁培恕也说，卫西琴对他父亲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早期。梁漱溟辞去教职以后，跟一帮志同道合的先生们一起读书，这里面就有熊十力先生，还有卫西琴。梁漱溟到广州后，也把卫西琴邀请到广州，还写了《卫西琴先生传略》这样一篇文章。“卫西琴不是，是什么东西吸引梁漱溟先生把他视为朋友？他是欣赏卫西琴的一种践行，卫西琴实践他的教育，这是吸引梁漱溟先生很重要的原因，梁漱溟先生最后也是在山东做乡村建设的实践。”在顾红亮教授看来，梁漱溟欣赏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思想家有好的想法，然后去付诸实施。“他讲践行，不仅要有好的想法，要有思想，同时也要有强烈的意向才能够使你去践行。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样不够，还必须加上责任。”

　　张汝伦谈

　　中国人对历史的思考

　　在本届上海书展上，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出了增订版，张汝伦以思想史的写法，重回现代中国之初的思想语境，通过追其源头，张汝伦老师认为，三大，标志着现代中国知识精英，在面对现代问题之时所进行的最初探索，这三大，虽表面看是舶来品，中国知识精英对它们的理解，却并非外烁，而是内生，融入了传统的因素，进行了本土化的阐释。正是这些后来已经不太容易辨认的本土和传统因素，构成了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只有理解了这一层面，才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8月13日的沙龙“中国人如何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上，张汝伦首先认为，中国人对于这个国家、历史和世界的认识，还没有进入到哲学的层面。“我认为两个原因：第一、近代中国功利思维占压倒优势；第二、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未能真正做到使哲学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哲学研究只满足于转述而不是消化和吸纳，使它成为自己的东西。”

　　什么是历史？张汝伦教授说，“历史实际上是我们生活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就活在历史中，是我们存在的基本条件和部分。”那为什么可以把历史作为反思的对象呢？“保持一种、反思，我们人才能真正摆脱决的控制，才可以说我们是有的思想。”张汝伦教授说，“为什么我们要从事思想史，至少对我来说，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来思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思考面临的种种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这个国家，看待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有一个反思性的思考，而不仅仅把过去别人说的什么话再来说一遍。”但很可惜的是，在张汝伦教授看来，哲学没有进入现在的思想史研究。